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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虧損面超四成,煤企“減負”呼聲再起

發布時間:2020-06-09 08:48:10 作者:朱 妍 來源:中國能源報   點擊:

    “向煤礦收取礦業權出讓收益金,我們完全理解。但目前,要求按照資源儲量乘煤種單價,一次性計算。第一年繳納總價款的20%,且10年內必須繳清,企業壓力很大。”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國內某大型露天煤礦負責人大倒苦水。“像新疆、內蒙古等地多為整裝煤田,一個礦區的儲量動輒百億噸,服務年限甚至可達100年以上。一次性計算,相當于曾爺爺預先幫重孫子交了費,哪個企業一口氣有這么多閑錢?”

    該負責人提出,收多少、怎么收都應經過科學評估,再制定合理標準。“比如,能不能以出多少噸煤或實際賣多少作為基數。這樣既能持續響應國家政策,也不會讓企業負擔過重。”

    上述費用,還只是煤炭行業“負擔過重”的一個縮影。記者了解到,在需求不旺、價格下行,及市場明顯供大于求的形勢下,煤企經營壓力劇增。尤其在一季度,行業虧損面超過四成,為煤企“減負”的呼聲越來越高。

    稅費種類多,收取方式有不合理之處

    “自2016年實行去產能以來,行業已多次提出適當減負的訴求。企業效益好的時候,減負需求尚不急迫。今年行業整體受到沖擊,問題被集中放大,歷史遺留負擔一并加重。”中國煤炭建設協會副理事長徐亮告訴記者,稅費負擔過多首當其沖。

    以收益金為例,山西焦煤集團西山煤電公司杜兒坪礦三采區掘進一隊副隊長董林也稱,大型煤礦資源儲量較大,一次性計算、10年繳清,增加企業的前期投入,產生巨大的現金流壓力,影響煤礦的經濟效益評估。“對此,建議將煤炭礦業權出讓收益金調整為收益率。比如一次性計算所有資源量的礦業權出讓收益總值,首次繳納20%,在煤礦投產后,按原煤產量每年進行征收。”

    徐亮舉例,稅收也有不合理之處。例如,同一煤炭企業集團所屬的煤礦由于盈利能力不同,利潤水平差距較大,開采條件好、機械化程度高、人員數量少的現代化煤礦利潤較高,所得稅繳納較多;而資源條件差的小煤礦可能出現虧損,但是沒有合并利潤降低企業集團整體納稅基數。此外,煤礦生產受季節供需市場波動,盈利水平波動也較大,所得稅是按季度申報,沒有將全年經營情況合并匯算。“大部分煤企內部盈利不平衡,所得稅不能合并計算,有的企業一邊虧損一邊繳稅。”

    除了征收方式不合理,稅費種類繁多也帶來負擔。目前,部分地區的煤企涉及40多項稅費,在正常繳稅項目的基礎上,還有多項涉煤行政事業性收費。“稅是國家統一征收,費由地方政府制定,多收費、亂收費現象長期存在。早年,各種顯性、隱形稅費加起來,有地區稅費甚至高達110多。1噸煤的價錢,大約30%都是稅費。所謂‘煤貴’,相當一部分是稅費加起來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院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稱。

    負債高、融資難,全行業負擔偏重

    以稅費問題為代表,徐亮進一步坦言,全行業負擔依然偏重。其中,既包括負債率居高難下、資產債務問題突出等自身問題,也有貸款、融資等客觀限制,帶來財務成本高等無奈現實。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表示,2016年以來,一批落后礦井相繼關閉,資產處置卻難以落地,所承擔的各類債務不能得到有效化解。“考慮到絕大部分被關閉煤礦為非獨立核算單位,債務由集團公司統借統貸統還。煤礦關閉退出后,所有債務均由集團公司承擔,造成企業債務負擔增加,負債率上升,經營風險加大。特別是對于老礦區的煤炭企業,關閉退出煤礦的比例大、負債率高,經營困難問題尤為突出。”

    山西某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證實,2016-2018年,集團陸續關閉退出9座礦井,在淘汰落后產能1000多萬噸的同時,涉及100多億元債務。“這些債務是通過向集團總部借款,或由集團出面擔保而借來的。關閉礦井失去償債能力,本息均由集團公司承接,每年增加利息負擔近10億元。”

    種種因素之下,煤企負債率長期偏高。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發布的《2019煤炭行業發展年度報告》,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4.9%,其中大型煤企為70%。以吉林煤業集團為例,2016年以來退出產能達總產能的57%,負債率上升到84.99%,且每年需支付貸款利息4.2億元,內養、待崗及留守人員費用3億元。

    “企業為了輸血,就要向銀行貸款或社會融資,但因煤炭仍被列為‘產能過剩’行業,企業難以享受優惠貸款利率,融資難度大。”徐亮表示,由于銀行惜貸,一些轉型發展項目只能靠發債資金等非標資金解決,造成利息負擔更重。

    從煤炭行業的特殊性出發著手解決

    圍繞稅費等問題,行業已呼吁多時。“但主管部門認為這是單個行業的特殊問題。若要改變,所有相關行業都要統籌考慮,因此解決難度較大。”徐亮透露。

    “由于對煤炭行業的特殊性認識不足,部分改革非但沒有起到應有的減負作用,反倒成為新的加重煤企負擔的工具。行業不景氣時,出臺一些減稅降費措施;煤炭市場一旦好轉,各種稅費又重新上調。問題遲遲沒有從根本解決。”邢雷認為,當前,亟待下決心積極穩妥地推進煤企稅費制度整體改革。對此,在規范政府稅費收入行為的基礎上,統籌考慮改革稅收制度和行政性收費制度,合理確定煤炭稅費總體負擔水平。調整優化煤炭稅費結構,大力降稅清費,將收費行為納入法律規制的范圍,減少收費項目,逐步建立“稅主費輔”的煤炭行業稅費新格局。通過公平、合理的稅費制度安排和設計,建立起真正適用的煤炭稅費體系,讓煤企輕裝上陣。

    針對資產債務問題,姜耀東建議,盡快研究制定去產能煤礦資產與債務處置具體的、可操作的實施辦法。允許煤企按煤炭退出產能比例或關閉煤礦的資產比例,分割去產能煤礦負擔的債務,并研究具體措施分階段免除去產能煤礦債務,屬于國有銀行貸款,直接減免或統籌劃撥作為國家資本金;屬于民營金融機構的債務,可以研究打折債轉股的方式處理。同時,通過兼并重組、債務重組、破產清算等多種渠道,依法依規進行處置。

    按照“有過剩的行業,但沒有過剩的企業”理念,采取差異化政策,降低先進產能煤炭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從企業經營實際出發,按照市場化原則實行分類管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一些南方小礦或資源枯竭型礦井,盈利水平不高,可以定為過剩的落后產業。對于晉陜蒙地區的安全高效礦井,完全可以加大信貸支持力度,支持大型現代化煤礦建設。”徐亮稱。